灭南唐后，朝臣请加“一统太平”尊号，赵匡胤没有接受，他说：“燕、晋未复，可谓统一乎？”加紧作北伐的准备。开宝九年（），派党进等率军进击北汉，正当宋军在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之际，作为宋军最高统帅的赵匡胤，突然去世，其弟光义即位（太宗），下令撤军。赵匡胤收复燕云，统一中国的壮志，终于未能在他生前实现，赵匡胤死时仅五十岁。

赵匡胤本是北周禁军的最高统帅，又曾亲历了郭威以兵变代后汉，自己以兵变代后周的重要历史事件，深知兵权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理解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命涂地”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也就是军人兵权太重。所以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为了永保皇权和安定政局，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将军权集中到王朝中央，集中到皇帝手中来。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项。

罢宿将以解除潜在威胁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统帅禁军的高级将领，都是过去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宿将。他们虽然和赵匡胤利害一致，同属一个权势集团，并有不少人是赵匡胤的好朋友或义社兄弟，但从保障赵氏皇位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正是赵匡胤子孙皇位的主要潜在威胁。这从赵普与赵匡胤的一次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赵匡胤欲用宿将“符彦卿典兵”，赵普认为，“不可复委以兵柄”，赵匡胤说“朕对彦卿至厚，彦卿岂负朕也？”赵普说“陛下何以负周世宗”？赵匡胤恍然大悟。为预防陈桥兵变的重演，他设法免去了宿将们的禁军军职。史籍上有“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对赵匡胤的思想和手法，叙述得极为生动和准确。据说赵匡胤一日“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高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不欲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恩：‘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由于赵匡胤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这种以经济特权换回兵权的作法，可以为宿将们所接受，大家心中都很明白，既然赵匡胤已经下定收回兵权的决心，除非敢于造反，否则别无出路，只能主动交出兵权。宿将们交出兵权后，赵匡胤任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将领统领禁军，并使他们直接听命于自己，将禁军大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废藩镇以消弭叛乱根源

赵匡胤罢宿将兵权，解决了中央禁军的控制权问题后，即开始解决地方藩镇的权势太重的问题。他从削弱藩镇的权力入手，逐步达到尽废藩镇的目的。其具体措施大致有四：其一，“收其精兵”。派人去各地挑选精兵，将藩镇军中的精壮骁勇之士，选送京师，编入禁军。这既可加强中央禁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又能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和战斗力，一举两得。其二，“除藩镇留州之法”，使地方一切财政收入，俱输中央，“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也就是去消藩镇的财权，使其无法利用地方经济力量对抗中央。其三，将地方兵权划归各州，使各州直隶朝廷，节度使遂变为虚衔。其四，以文臣知州事，甚至任边防大帅，以减少他们造反的可能性。

定军制以保证长治久安

赵匡胤为了赵宋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他还创建了新的军事体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军权永远集中在赵氏王朝中央及皇帝手中。赵匡胤所创军制的主要特点有四：其一，带兵、发兵、用兵三权分离。赵匡胤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关。长官为知枢密院事及枢密副史等，参与制定国家战略，掌握发兵、调兵大权，但他们一般皆为文官，而且手下并无一兵一卒。平日统兵的中央机关，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待卫亲军步军司，简称三衙。各司长官为都指挥使及副都指挥使，一般皆为武将，分领中央禁军。但他们都没有发兵、调兵之权。一旦发生战争，也并不一定由三衙长官率军出征，而是由皇帝临时指派统帅。史称这种制度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后人则说赵匡胤“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这种权力分离，互相牵掣的制度，使枢密院和三衙的长官，都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至于指挥作战的统帅，在战事结束后，立即解除兵权，也难以成为皇权的威胁。其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赵匡胤将国家正规军分为禁军、厢军两种。禁军是中央直辖军，不仅护卫宫禁和京畿的安全，而且要戍守州郡和保卫边疆，担负着对内镇压、对外防御和征战的任务；厢军则是原来诸州的镇兵，壮勇者被选送禁军后，剩下的多为非精锐，由地方长官统辖。禁军与厢军虽同为国家正规军队，但强弱不同。所以后人称这种制度为“强干弱枝”。”禁军是赵匡胤维持其统治的主要支柱，当时共约二十二万。赵匡胤在兵力部署上，采取了京师和地方各一半的方法。以京师的十多万禁军，足以控制外地分屯的禁军；合外地分屯的十多万禁军，又足以抵挡在京的禁军，这种在“强干弱枝”基础上的内外兵力相对平衡，后人称之为“内外相制。”其三，实行“更戍法”。赵匡胤规定驻屯京师和分屯边疆、各地的禁军，定期变换驻地和任务。一般三年一换但统兵将领常驻防地，并不随士兵行动。史称这种制度为更戍法。实行更戍法的目的，有双重意义。从军事上说。可以使基层官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以锻炼部队；又可以使统兵将领熟悉自己防地的山川险阻、交通状况、城塞设施，人力物力以及气象条件、风俗人情等各种情况，平时既可以预制出符合实际的各种作战方案，遇事又可以快速反应、及时作出恰当的处置，以提高将领的指挥才能。从政治上说，则可以得到“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的效果。以防止兵与将领或军队与地方势力结合反抗中央。其四，实行募兵制。赵匡胤接受周世宗柴荣整顿军队的经验，主张精兵主义。为确保禁军成员素质优良，他主要以召募办法补充兵员。赵匡胤规定对应募人员，“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查视力），然后赡面（刺字脸上），赐以缗线。衣屦，而隶诸籍。”在召募对象上，赵匡胤主张召破产农民，以便使潜在的反抗因素，转化为维持其封建统治的现实力量。

通过上述各种措施，军权高度集中到赵匡胤手中。从历史上看，是空前的。而这种军权的集中，又是加强皇帝专制统治的重要保证。所以可以说，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集中军权最彻底的专制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