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再度出山了！若说一年多前曾氏刚刚回家守丧时其内心深处“夺

终于再度出山了！若说一年多前，曾氏刚刚回家守丧时，其内心深处“夺情办公”和“在籍守丧”的意愿尚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对于这次下达的谕旨，曾氏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他是一心一意、不折不扣地夺情以奉王事了，甚至可以说，他早就在巴望着这道圣旨了。初三接旨，初七起程，动作何其快，心情何其急！这次朝廷也仅仅只是叫他带兵援浙，并没给他督抚方面大权，也没有许以其他特别优越的条件。曾氏为何不再争了？为何这样急不可耐地奔赴前线？让我们来细细地说一说。

前面说过，曾氏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名叫欧阳兆熊。道光十七年中举，第二年与曾氏结伴赴京会试。曾氏此番高中，而欧阳兆熊却落第。后二人同寓京师万顺客店，曾氏肺病发作，病势沉重，几于不治。欧阳略懂医术，为他延医抓药熬药，精心照顾三个月，曾氏终于痊愈。曾氏从此与欧阳结为布衣之交。后来，欧阳始终未中进士，一直在湖南做县级学官，偶尔也到曾氏军营中做客，曾优礼以待。同治年间，曾氏兄弟开金陵书局刻《船山遗书》，欧阳襄助其事。欧阳对曾知之甚深。他在所著《小窗春呓》中，有一篇题为《一生三变》的文章。笔者以为，这是众多研究曾氏的材料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份。文中说：“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余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细玩这篇文章，所谓一生凡三变，指的是从辞赋之学变为程朱之学，此为第一变；再从程朱之学变为申韩之学即法家，此为第二变；后从申韩之学变为黄老之学即道家，此为第三变。欧阳拈出的这三变，真可谓对曾氏生平轨迹的一个既简练又深刻而准确的概括。

由翰林词赋变为程朱之学的这个转变，我们在点评曾氏初到京师的那几年给诸弟的信中已看得很清楚；至于第二个转变，我们可以抄录一段曾氏奉旨办团练之初所上奏折中的几句话来佐证：“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只求目标达到，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活脱脱的一个申不害再世、韩非复出！“曾剃头”，便是他这段时期所得到的社会反馈。

而这第三变，正是出现在守父丧期间。作为深谙曾氏为人处世态度的欧阳，知道此时他的病是身病、心病兼而有之。身病可医之以岐黄，而心病则须医之以黄老。正是黄老之术拯救了曾氏，将他从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前面的评点中谈到曾氏反思以往的话。就在四天前给老九的信里，曾氏还说：“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不得相见一为倾吐。”可见他当时处于“变”中的心态。

我们也来抄录曾氏的两段日记，看看他转变后的黄老心境：“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

欧阳认为，曾氏后来之所以成就巨功，靠的就是这种黄老之学。曾氏自己也曾多次对人谈到这段时期的转变，将它称之为大愧大悔、大彻大悟。可见，居父丧这一年多对他精神境界的提高和事业名望的成就所起的巨大作用。

就笔者看来，这第三变的确是曾氏整个人生链条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后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穷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数不胜数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智慧宝库。由于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不少人将中国文化与儒家学说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大误区。至少，儒、道、法三家是鼎足而立的，还有阴阳、纵横、术数、禅等等，其重要性都不可忽视。对这些主要的学说都能明了，并将其中的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事情上，才可以称得上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化的掌握者。曾氏的成功，正是将儒、道、法运用自如后的结果。倘若没有早年京师程朱理学的修炼，他的操守定力及人格感召力源于何处？倘若没有申韩的严峻与手腕，数十万虎狼湘军如何驾驭？倘若没有黄老之学的参悟，很可能在复出之后不久便会再次铩羽而归，以至于愁肠百结，郁闷自戕！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此次曾氏复出的背景。

随着湘军水陆二师在江西战场上的连连得手，咸丰八年二月，石达开率部撤离江西，由饶州、广信一带转入浙江，很快便攻占常州、江山等地，并向衢州发起围攻。浙江乃富庶之区，历来是粮饷的重要供应之地。浙江的局面，令朝廷和湘军首领们担忧。

这时，有个很有见识的御史李鹤年上奏，请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带领旧部援救浙江。在此之前，朝廷原本是调绿营将领提督衔总兵周天受任浙江援军统领的，但因资望浅，不足以服湘军之众，于是改调钦差大臣、江宁将军满人和春，恰遇和春生病，不能就任。朝廷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统领，李鹤年的奏请恰逢其时，咸丰帝立即允准。五月二十一日，颁发上谕：“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前谕耆龄饬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待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与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商量后也向朝廷上了一道请曾氏复出折，其理由与李鹤年同：“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并同意每月由湖南湖北两省各筹饷银二万两。这道奏折也很快地得到咸丰帝的嘉奖。

曾氏正处在日夜反思检讨、痛悔因失误而造成自己创业别人立功的难堪局面，深恐军事进展快速，不日将下江宁获全胜，欲作补救都已来不及的时候，突然天降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他怎能不欣喜，不抓紧？何况，经愧悔而彻悟、已进入黄老之门的曾氏，也已经意识到先前那种怨天尤人、伸手要官要权的做法亦不妥当。就这样，谕旨一旦到达黄金堂，他便精神立振，忡忧之症瞬间消失。按礼制，他还有一年多的丧期；论职守，他依然只是虚悬客寄。所有这些，现在他统统都不再提了。